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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故事
发布日期:2019-07-01 16:11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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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04展开全部有一次,周总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一个美国记者伸出手来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总理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都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但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菌,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1、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一句线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960年5月,、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摘自《教育信息》

  5、1973年8月28日,C.P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Mao.ZD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Mao.ZD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Mao.ZD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

  那是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米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把米高扬置于学生的地位。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 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

  1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

  2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3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来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恩来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周恩来夫妇无儿无女,何至生活得这样清苦?留下钱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龚志如的时候,曾和她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龚志如曾提到:“可惜你们没有儿女。”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说着,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的支持。含笑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十个!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们抚养和负担。”其实,就人们所知道的,由周恩来夫妇抚养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个呢?!他们夫妇从来都把这些烈士遗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周恩来对秘书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在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周恩来等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果然车上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汽车行驶了两、三分钟后,站在他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让座,周恩来坚决不坐。他挥动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坐。一个乘客握住他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的姓名,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来后,周恩来立即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展开全部1.新学期开始,沈阳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是,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在一次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对外方针后,回答记者提问。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实际上是讥笑我国建国初的贫穷。

  周恩来正色作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全场愕然,鸦雀无声。

  周恩来以风趣的语调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周恩来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判断一个人谈判能力的高低往往不需要等到谈判开始,实际上,你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容回答问题的技巧、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表明了在谈判桌上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2.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 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3.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4.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5.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2010-04-07展开全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南宋诗人陆游的这句诗说的是深入实际,亲身实践对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了解民意,掌握真实情况,为管理决策提供帮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是几十年如一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事必躬亲,祖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这里说一段周恩来“夜乘公交车,调查北京市民乘车难”的佳线点多钟,周恩来对秘书何谦、卫士赵行志说:“群众反映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很厉害,一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说着,周恩来披上大衣,带着秘书和卫士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北京图书馆停靠站。

  等一会儿,公共汽车来了,周恩来等群众都上车了,才最后上车。车上果然很拥挤,没有空座位。周恩来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车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一直走了几分钟,站在周恩来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内立即活跃起来,有的乘客站起来让坐,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的秘书和卫士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周恩来身边靠拢一些,恐怕他被挤倒。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对大家说:“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

  乘客们请周恩来坐下,他坚决不坐。一个乘客凑上来,握住他的手说:“总理,您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周恩来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光顾和周恩来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周恩来跟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向他告别。随行的同志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周恩来不肯,下了这趟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将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缓和了北京市乘公共汽车拥挤的问题。

  初见周秉钧是在他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50年后重逢的那一刻(见本刊上期《独家专访》),然后又一同观看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当时这位精神矍铄、平和开朗的老人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套用一句如今时尚的说法,我们都是周总理的“粉丝”。周总理的故事对我们依然新鲜动人,而知道周总理有位侄子就和我们同在花城,当然有说不出的欣喜。于是,便有了我们第二次的近距离采访。

  周秉钧坐在儿子家的客厅里,身后落地窗透过来的阳光给老人的脸上平添了许多生动。我们静静地有时甚至是屏住呼吸地,听周老跟我们讲述周总理那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见面,周秉钧就高兴地对我们说,他现在正在筹划一件事,把周恩来与他们一家留下的珍贵照片整理出来,出一本画册。

  话题自然从照片说起。周秉钧回忆到,他和伯父照的最后一张相,是他19岁那年去参军之前照的。那时的周秉钧略显清瘦,是个无线电迷,高中毕业本来打算报考清华大学电子系,怎么会改变志向决定去当兵了呢?

  原来这是周总理的吩咐。1961年4月的一个周末,周秉钧放学回来,姐姐告诉他:“伯伯请你星期天去一趟。”周秉钧感到有点奇怪,伯父从来没有单独叫过他。忙问姐姐什么事,姐姐笑着说,去了就知道了。星期天,周秉钧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伯父,伯父关切地问他:“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周秉钧蛮有把握地说:“正在复习,准备报考清华大学。”伯父又问:“想不想当兵呀?”周秉钧脱口就答:“想呀!”他说自己从小脑子里就有个概念,不当解放军就不是男子汉。没想到伯父突然话锋一转:“那你今年去当兵好不好?”周秉钧感到有点突然。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伯父,已报名参加选拔空军飞行员,只是自己这么瘦不知道能不能当上。周总理马上说,当不了空军,就当海军,直接上舰艇;当不了海军,就当陆军。然后又来了一句:“大学就不考了吧!”其实“备战”了好几年,周秉钧还是很想考一下的。但既然伯父这么强调,周秉钧便爽快地接受了伯父的的建议。

  当兵该到哪儿报名,周秉钧弄不清楚,出来见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便说:“叔叔你带我去报名当兵吧。”成元功说,“你伯伯交代过,说你当兵的事,谁都不要插手,让你自己到武装部去报名。”

  周秉钧明白了,伯父这样做,就是要他做个普通人,不要靠关系。后来,周秉钧才知道伯父要他去参军,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家为了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号召城市青年去当兵,让农村多一点劳动力搞生产。周总理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今年的征兵对象主要是城市兵,是不是也让咱们的孩子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你们可以说敢情你说话轻松,你没儿子嘛,我是没有儿子,但我有侄子,我可以送我侄子去!”

  周秉钧体会到了伯父的良苦用心,十分感动,于是在自己的作文里写下了《难忘的一天》。作文只提到“伯父”要他改志愿去当兵,并不曾写“伯父”是谁。结果老师看过之后,给出的评语竟是:“一天的意义不突出!”让人不禁哑然失笑。周秉钧说,老师不知道这一天影响了自己一生。

  1961年8月初,周秉钧被选上飞行员,参军到了航校。航校毕业后分到广州空军部队驾驶战斗机,在部队一干就是30多年,1992年才转业到地方。

  周秉钧姐弟6人中有4人当过兵,但周总理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周秉钧是周总理动员去当兵的,周秉钧的大弟秉华是正常应征入伍的,周总理也非常支持。而到了周秉钧的小弟周秉和、小妹周秉建当兵时,周总理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因为那年月穿军装变得特别“吃香”,穿军装成了一些干部子弟特殊化的标记。

  1968年夏天,周秉和与周秉建主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秉建去了内蒙古大草原,住进了蒙古包,与当地牧民一起骑马放牧。秉和去了延安插队,也是和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生产。

  两年后,秉建在内蒙古当地应征入伍。她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后,兴冲冲地到西花厅报喜。她想,伯伯曾动员哥哥参军,现在自己也光荣入伍了,伯伯、伯母一定会很高兴。哪知伯母开口就说:“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去?”秉建急忙向伯伯、伯母解释:“我参军没有开后门,是通过正常手续办理的。”伯父摇了摇头,严肃地说:“内蒙古那么多人,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秉建心里尽管有委屈,但伯伯的口气不容商量,她只能照办。就这样,秉建脱下心爱的军装,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

  此时,周秉和也从插队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他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伯伯、伯母,也是想让他们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伯母的亲笔回信,动员他回延安去。秉和也重回延安,只当了3个半月的兵,比秉建的军龄还少一个月。

  周秉钧说,“伯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这让笔者想起梁衡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的描述:“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一个平民总理的情怀就这样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距离丝路名城敦煌几百公里的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爆炸成功了!”当电波把这一特大喜讯传到中南海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兴高采烈,心潮澎湃。但不一会儿他又浓眉紧锁,一语不发,像在沉思着什么重大问题。他严肃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好久之后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马上让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和敦煌联系,问一下敦煌人民受到影响了没有?莫高窟损坏了没有?”不久,正处在狂欢喜庆之中的中共敦煌县委领导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便先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当大家得知这是周总理指示发来的电报时,心情更激动了。很快,在中南海,工作人员向周恩来及时做了汇报:“据电传,敦煌人民目前未受影响,莫高窟也安然无恙。”周恩来这才舒展双眉。随后,他先后派出10批由北京医疗单位专家及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赶赴敦煌,深入到敦煌城乡和莫高窟,给人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并设立了专门的防疫机构——省红十字会,随时监测可能由核辐射引发的疫情。周恩来同时还指示铁道部,要加快正在进行的敦煌莫高窟大规模加固工程进度,确保这座艺术宝窟能完整保存下去。

  虽然周恩来日理万机,生前一直没能亲自去敦煌视察参观,但他却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远见卓识关心着敦煌艺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往事。至今,敦煌研究院的老专家们还念念不忘他当年对莫高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向社会各界广泛介绍莫高窟自北魏以来,历代连续开凿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当局无理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抗议。瑰丽多彩的敦煌艺术轰动了山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展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参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的周副主席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进了展厅。

  他一边仔细地观赏着敦煌壁画临摹本,一边认真地听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讲解。听着常书鸿浓浓的浙杭口音,周恩来亲切地问:“常先生也是浙江人?”当听到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常先生和我算是老乡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里,我们今天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让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感到了一种温暖和亲切。

  参观欣赏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后,周恩来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常书鸿等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护敦煌艺术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励他们不要屈服,要坚决同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做斗争,最终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谈话,使在当权派面前受尽白眼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备受鼓舞,他们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知音,人对文物保护工作如此重视。此后,经广大爱国人士和著名学者向达、夏鼐、傅斯年和常书鸿等人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8年5月得以恢复。而此后,周恩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对敦煌艺术的关心和关注。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历经劫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光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画展。这一年的元月,常书鸿接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将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常书鸿和全部工作人员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连夜赶往北京。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郑振铎亲自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大家经过4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览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准备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

  就在展览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常所长和女儿常沙娜与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对整个展品做最后的检查校对时,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画展会场参观。听到这个突来的消息,常书鸿显得有些慌,他为难地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对方问:“你是哪位?”常书鸿报了名字。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

  这天下午2点,常书鸿和女儿沙娜与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等候。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2点半时,常书鸿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常书鸿和张秘书马上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这时,下车的首长已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阶。当周恩来那张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俩面前时,常书鸿快步向前激动地紧紧握住总理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恩来看到他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时,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他热情地说:“七星岗看过你们的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已经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这次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说:“当年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们信念,使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坚持工作。”

  在布展会场,周恩来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一边和常书鸿交谈,询问了他们解放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敦煌艺术的历史、渊源和这次展出的有关内容。看着1120件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历史壁画和彩塑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他高度赞扬了常书鸿他们舍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他说:“看了这么多展品,使我大开眼界,相信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

  看到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展品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常书鸿说:“你的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当听说常沙娜刚从美国波士顿留学回到北京就参加了这次“敦煌艺术画展”时,周恩来鼓励常沙娜说:“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有学问有才能的年轻人,回来建设新中国很光荣啊!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句话,本来打算和父亲同去莫高窟工作的常沙娜后来来到正缺少师资力量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做了一名助教,把敦煌艺术搬上了大学讲台。后来她还参加了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把敦煌艺术广泛地运用到了建筑实践中。

  在参观第三陈列室——《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文物罪证》,看着被劫掠到英、法、俄、美等国的敦煌文物清单表格和文书照片时,周恩来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举国动员起来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你们这个画展必将起到激发我们爱祖国、爱祖国灿烂文化的作用。”

  周恩来还亲切询问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常书鸿如实地汇报了莫高窟年久失修、千疮百孔、亟待抢修,以及专业人员需要补充等问题。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汇报,指示有关部门想办法解决,鼓励他们做一辈子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他对敦煌艺术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群众竞相参观。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还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用来接待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推向世界。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这次展出起到了推动爱国主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教育作用。全国多家报纸、杂志都纷纷撰文介绍敦煌艺术。

  展览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表彰大会,周恩来亲自签文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郭沫若亲笔书写了奖状:“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艺术伟利,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

  自从1951年参观“敦煌艺术画展”,听了常书鸿关于敦煌莫高窟亟待抢修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年6月,在他的高度重视下,政务院派出北大、清华的教授赵正元、莫宗江及古建筑学家余明谦、陈明达实地考察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并制定出了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洞外到洞内分步骤保护的方案,获得了中央的批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当时的旧币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问题,配备了吉普车,购置了发电机,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装了电灯照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莫高窟进行的第一次抢救性的维修工程。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中央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来莫高窟进行考察考证。

  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刚刚度过3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会上,赴敦煌考察论证的专家学者们和常书鸿向周恩来全面汇报了敦煌莫高窟的情况和抢修的具体方案。会上,周恩来表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已遭受过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劫掠和破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否则,我们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当时,国家财力特别困难,全国各地已停止修建楼堂馆所,全力以赴发展工农业生产,但周恩来仍然果断做出决定,批准拨巨额专款100万元,一步到位,用于大规模抢修敦煌莫高窟,实施保护工程。

  这样,在周恩来的关心重视下,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抢修拉开了序幕。这项工程是集开凿隧道、支撑悬崖绝壁夯实基础、加固岩壁等于一体的结构复杂的浩大工程,因此中央决定由铁道部承担重任。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长期从事研究保护敦煌艺术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同时也鼓舞了敦煌人民支持这项千秋事业的决心。

  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在铁道部职工和敦煌搬运社工人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的奋战下,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6年竣工。整个工程在石窟群的南北区总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档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做了彻底的加固,并安全地解决了400多个洞窟上下4层之间的往来交通。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和花岗石砌体代替了唐代文献记载的“虚栏”。层层叠叠、巍峨壮观的坚固栈道为工作人员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畅通便捷的交通通道。这使敦煌莫高窟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不朽丰碑和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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